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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六年,权将韩王信以马邑(今山西朔县)降匈奴,匈奴乘势南下。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反击,被冒顿单于精骑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阳高东南大白登镇。一说 今大同市东北)(参见白登之战)。脱险后,接受刘敬建议与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西汉以宗女名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为妻;赠送金、絮、缯、酒、米等物于匈奴;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汉与匈奴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
此后,历经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启、景帝刘桓至武帝刘彻初60余年,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防御战略。匈奴南下的次数减少,使西汉获得厂巩固政权和进行战略反击准备的时间
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决然放弃和亲和防御战略,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六月,西汉以精兵30万,设伏子马邑附近山谷和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西部,欲诱匈奴单于南下而击之。伏兵被单于发现,未遂,但揭开了西汉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参见马邑之战)。此后至征和三年(前90年) 止,武帝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的方针,使用大骑兵集团深入大漠,以大纵深迂回、远程奔袭等战法,对匈奴发动了10余次反击作战。
霍去病收复河西图图册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匈奴袭掠西汉东部诸郡。西汉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之作战方针,以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部出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 托克托东北),沿黄河西进,对河南地区匈奴楼烦王、白羊王部实施远程迂回奔袭,一举收复河南,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使匈奴失去水草肥美、对其生存和发 展十分重要的河套地区(参见河南之战)。西汉在河南设郡县,移民屯垦,修缮蒙恬所筑之秦长城,将河南建成出击匈奴的重要基地。
战后,匈奴南下袭掠更加频繁,右贤手更是不断袭掠朔方(郡治朔打,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企图夺回河南。为巩固河南地区和打击大漠以南匈奴,汉武帝于五年以 骑兵10万发起漠南之战。主要方向由卫青率3万骑出高阙(今内蒙占狼山中部计兰山口)六、七百里,乘夜包围袭击了有贤王王庭(约在今蒙古南戈壁省内)。右贤王兵败,率少数人逃走。汉军俘右贤王男女1.5万余,削弱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力量,阻隔了匈奴中、西部的联系。
六年,为进一步打击匈奴在漠南主力,武帝以大将军卫青率将军公孙敖等六将军共10万骑两次出定襄(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击匈奴,打击了 单于主力,前后斩获1.9万人,汉亦亡两将军,损失3000人。此后,匈奴单于将主力转移至大漠以北,河西(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地区)匈奴势单力孤。
武帝抓住时机,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发起河西之战。是年春,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自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出发,经五个王国, 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西北大黄山)千余里,斩俘8900余(参见第一次河西之战)。同年夏,霍去病率数力骑出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马岭镇),再击河西匈奴。汉军渡黄河向北,采取大纵深迂回行动。越贺兰山,向西北绕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向西南进入祁连山觚得(今甘肃张掖)一带,歼灭浑邪 王、休屠王部3万余人(参见第二次河西之战)。此战,打通了西域的道路,解除了匈奴对西部边郡的威胁。西汉在河西设置郡县,移民实边,修筑城塞,切断了匈 奴与西羌的联系,进一步孤立厂匈奴单于。
为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武帝于四年春令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发起漠北之战,并以“私负从马”(运输私人行李的马匹)4万匹(一说“万匹)随军行动,步 兵数十万转运辎重。卫青率部出定襄。北进千余至漠北,击败单于军(参见卫青击匈奴单于之战),追击至阗颜山(今蒙占杭爱山南面一支)。霍去病率部出代郡 2000里,至漠北遇左贤王,大破之(参见霍去病击左贤王之战),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一说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大胜而 归。漠北之战,共歼灭匈奴9万余。汉军亦损兵数万,损失马10余万匹。此战,西汉准备充分,兵力优势,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优长,较圆满地解决了大 骑兵集团的后勤补给,保证了决战的胜利。“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西汉也一时无力渡漠反击,双方暂时休战。
油画《漠北之战》图册
此后,西汉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西域国家共击匈奴。虽未成功,但加强了和西域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相互友好,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匈奴夏又南下袭扰,并遮断西域通路。六年,为打击匈奴,并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武帝对匈奴继续用兵。是年,在李息、徐自为率军平定西羌的同时, 又以公孙贺、赵破奴分别出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和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数千里击匈奴(参见浮沮井、匈河水之役),均未见匈奴军。太和元 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汉。武帝令赵破奴率2万骑出朔方2000里,欲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图音河之,南)接应。左大都尉事泄被杀,赵破奴 撤军途中被围,全军覆没(参见受降城北之战)。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率3万骑出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市),进击右贤王于天 山(今新疆天山)(参见天山之战)。初战获胜,撤军途中,遭匈奴军包围,乏食数日,死伤十分之六、七,突围返回,李陵被俘(参见浚稽山之战)。四年,孪广利率骑兵6万、步兵7万出朔方击匈奴;强弩将军路博德率万余骑出居延,协同李广利作战;游击将牛韩说率步兵3万,因杆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万余、步兵3万分别 出五原、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城南)击匈奴(参见余吾水之战)。匈奴单于将辎重远徙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以北,率10万骑迎战李广利于余吾水 南。李广利与单干交战十余日,未能取胜而返。其余各路军亦无功。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李广利率军7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军2万出西河(郡治平定,在今内蒙古东胜境);重河侯马通率4万骑出酒泉。匈奴单 于闻汉大军至,将辎重北徙至郅居水(今蒙古色楞格河),自率主力南渡姑且水(今蒙古巴彦洪格尔省南部图音河)以待汉军。李广利出塞后,击败匈奴左大都尉卫律,乘胜追击至郅居水,匈奴退走。李广利以2万骑渡郅居水,击败左贤王,杀左大将。汉军撤退时,单于知李广利疲惫,以5万骑遮击汉军于燕然山(今蒙古杭爱 山),汉军大败,李广利降匈奴(参见燕然山之战)。马通、商丘成两路,亦未有斩获。
燕然山之败后,汉武帝在经济困难,人民疲惫的情况下,停止了对匈奴用兵,并下诏罪己,采取一些“思富养民”的措施,发展生产,恢复国力。汉宣帝刘洵时,西汉国力逐渐恢复,又开始对犯边之匈奴进行反击。本始二年(前72年),宣帝以祁连将军田广明等五将军和校尉常惠监乌孙兵,六路击匈奴(参见田广明等六路击 匈奴之战)。五将军少有斩,唯常惠监乌孙兵击破右谷蠡王庭,歼匈奴4万余。匈奴避战远遁,人畜死亡不计其数。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内部争斗更甚;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完全控制了西域。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率南匈奴附汉,郅支单于率北匈奴西迁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东部筑城而居。
建昭三年(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发西城诸国兵及屯田吏士4万人分两路攻杀郅支单于,灭北匈奴(参见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从而结束西汉与匈奴的百年大战。而“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就出于陈汤 。
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以兵败而告终,当时的汉朝差点崩溃。
汉武帝后期14年的时间里,汉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攻势,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公元前90年3月的浚稽山之战。匈奴人利用汉军主将李广利急进立功的心理,待其万里跋涉,疲劳不堪之机,连夜在汉军营前挖了一条数尺深的濠沟,然后在汉军背后发起突袭,汉军进退不能,七万将士全军覆没,李广利投降匈奴。
李广利败降匈奴,是为汉匈战争以来,汉朝遭遇的最大惨败,武帝从此不复出兵征讨匈奴,匈奴则再次夺取了天山北路地区。次年(公元前89年)匈奴狐鹿姑单于遣使要求和亲,并向汉朝索要米酒1万石,粮食5千斛,丝绸1万匹的岁币,武帝亦遣使答报。随后武帝不敢征讨匈奴,改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于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巡幸过多,征调频繁,又重用酷吏治国,导致全国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全国各地流民四起,甚至出现“人民相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的局面,秦朝灭亡的前车之鉴已历历在目。
社会的动荡和惨败匈奴的痛苦,也让武帝开始反思悔过,开始改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汉朝的国力得以恢复。司马光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正是武帝末年的悔改使汉朝接近崩溃的国力得以迅速恢复,避免了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可见当时的汉朝已经抵达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汉武帝临终悔悟,改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汉朝将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二、匈奴虽然取胜,但也损失惨重,想尽量避免与汉朝的战争
汉武帝早年取得对匈奴的巨大胜利,夺取了水草肥美的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给匈奴势力已经造成了重创,以后的匈奴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神盛况。而匈奴虽然取得汉武帝晚年汉匈之战的胜利,但却没有占有汉朝的土地,与汉朝多年用兵,汉军每次征伐匈奴,深入腹地,穷追猛打,前后十余年,使匈奴的牲畜无法正常繁育,人民贫乏疲困至极。与汉朝的战争严重损耗的匈奴的实力,而草原上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主人,一些原受匈奴支配的附属民族,比如乌桓、丁零、乌孙等,趁机开始反抗匈奴。丁零人趁匈奴衰竭之机攻其北部,乌桓则进其东部,乌孙攻其西部,匈奴也意识到如果再和汉朝打下去,自己草原霸主的位置,必将被其他游牧民族所取代。
三、内部斗争摧毁了匈奴
汉初匈奴的强盛是因为冒顿单于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体系,但没有任何政治体制的完美的。正如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在发展都一定时间后,内部必然发生矛盾。同样,匈奴政权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稳定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内斗。
先是公元前85年,匈奴狐鹿孤单于病重,单于的母亲担心单于会传位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左大都尉,便暗中派人杀死他,左大都尉的同母哥哥因此再也不去单于王庭。同年,单于病死,临终前决定将单于之位传给弟弟右谷蠡王。结果单于的正室夫人颛渠阏氏伪造单于命令,改立单于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右谷蠡王、左贤王得知后心怀不满,于是也率众离去,匈奴从此衰落。
而后,公元前62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时,匈奴的阏氏颛渠因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在虚闾权渠单于病重后,颛渠阏氏先行通知右贤王,趁单于去世匈奴其他诸王尚未到达,颛渠阏氏便与其弟左大将立右贤王为握衍朐单于。
由于匈奴握衍朐单于来位不正,暴虐凶残,滥杀兄弟和国内贵族,最终导致匈奴上下离心,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的乱局。五单于率领各自部众相互厮杀,损失惨重,最后,失败的呼韩邪单于率领部众投靠了汉朝,被称为南匈奴。四分五裂的匈奴自然不是汉朝的对手,反而需要依赖汉朝来平定内乱。因此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内部。同样当年晋朝如果没有内部的八王之乱,也就没有后来的“少数民族南下”。
汉匈之战
:从汉高祖六年至汉宣帝本始三年(前202年-前71年),汉朝于匈奴之间发生了持续130余年的汉匈百年战争。最终西汉胜利,匈奴投降,给予匈奴沉重的打击。
首先,从土地来说,匈奴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河套、阴山、河西等,接连为汉军所占领,并徙民实边,使之彻底汉化。而这些地方水草丰美,是最适于游牧之所在,失去之后,匈奴只能远遁漠北,但漠北苦寒,环境极为严苛,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匈奴生存都已经成为了问题,所以才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鸣。
其次,从人口上来说,中行说曾谓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匈奴列传》),则可知匈奴即使最盛之时,人口亦不超过二百万,而在武帝数十年不间断地打击之下,其人口的损失可想而知。河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三万余人;河西之战,匈奴被斩杀及降者,近九万人;漠北之战,汉军斩杀匈奴亦近九万;西域之战,汉军歼敌亦起码在三万之上,如此算来,在元朔2年至征和三年的37年间,匈奴被直接歼灭至少二十四万以上,对于仅仅一百余万人口的匈奴来说,这种打击不可谓不沉重。
再者,从财产上来说,由于匈奴以游牧为生,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财产。而在武帝数十年的挞伐之下,匈奴牲畜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譬如卫青收取朔方,逐白羊、楼烦二部,“得牛羊百余万”,袭右贤王,又得“畜数千百万”。除了这种直接的掠取之外,在战争期间,匈奴往往将其民众徙往北方以避刀兵,如天汉四年李广利出朔方击匈奴时,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征和三年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以上皆《汉书·匈奴传》),在这种远程迁徙的过程中,牲畜必然也会因为长途奔走、挤压、碰撞而大量死亡,如果在牲畜繁育季节,还会导致母畜的流产。如此巨大的损失,恐非匈奴那种脆弱的经济可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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