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超逸（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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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小说《第七天》中在爱情方面是怎么以荒诞击打现实的呢？
• 2、余华小说《第七天》中多面空间的交流和距离指的是什么呢？
• 3、小说《第七天》是怎么以圆形的叙事模式来讲述的呢？

小说《第七天》中在爱情方面是怎么以荒诞击打现实的呢？

《第七天》提及的爱情主要有李青和杨飞、鼠妹和伍超这两段相似又相反的爱情。同在于他们怀揣着真情而开启的爱恋；异在于当真情与权益相撞时的选择。

李青聪明美丽，她明白那些对她献媚的男人有所图，于是她看上了平凡但诚挚的杨飞。然而她仍渐渐屈服于名利，背叛了诚挚的感情，很快从人生“顶峰”滑落。

俗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鼠妹、伍超生活在城市中狭小的地下室，是喘息在黑暗中的鼠族。两个人的工作换了又换，依旧收入微薄。贫苦中他们依旧仅仅握住对方的手，相互扶持，而不是埋怨对方。鼠妹离世，伍超悲痛欲绝，决定卖掉自己的一个肾来为鼠妹做最后一件事情——买一块墓地。和其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来卖肾的人不同，伍超是为了他心爱的女孩、心中的真情而做出牺牲。

《第七天》里的爱情，绮丽的故事里书写现实，揭露现实时又赋予其属于想象世界的怪诞，“这里现实与荒诞互指，有时是将现实的荒诞置于虚幻的荒诞之中构成反讽，用虚幻的荒诞解构现实、否定现实；有时是荒诞成为现实的意指，荒诞在现实本身”。

生活压力、物质追求，让一对对恋人不得已直面现实，直面房子问题、车子问题等。这些问题密布现实，像一颗颗荆棘扎根土地，有多少真情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越荆棘而生存？真情，有时甚至成了“愚蠢”，成了未看清生活艰苦的年少无知。余华借以叙述小说人物悲惨爱情世界的同时，敲打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针砭抨击的是当下社会爱情的功利化、物质化和工具化倾向”，向世人呼唤珍惜真情。

杨金彪曾抛弃过杨飞。他爱上一个女人，想与她组建家庭，把杨飞留在孤儿院门口，觉悟后他蹲在路上哭，决定不再因为任何事情离开杨飞。这是他一生的内疚，死前他独自前往孤儿院寻找那块当初杨飞坐着等他的石块。

在那个石块上，这位愧疚的父亲被流浪汉抢去一生最体面的铁路制服后衣衫褴褛地瘫坐在地，并在病痛的折磨下永远合上了双眼。同一个位置，几十年前一个小男孩确信父亲回来接他而不敢离开，几十年后一个老年人完成心愿后无法离开。

这对父子相互间的信任与不舍跨越了时间，感动之余，余华插入流浪汉抢劫这一荒诞情节，使杨金彪的死亡在悲情之余，多了几分让人难以言喻的哽咽。这些情节奇异怪诞，让人在荒诞中品味杨金彪与杨飞这种在人世间罕见的经历、难得的情谊，直面当下现实亲情的薄弱。

杨飞曾离开过杨金彪。大学毕业后，他被亲生父母找到，并带到他从未生活过的故乡。平日看着和睦的一家在争吵之际露出丑恶嘴脸，仿佛他们平日的亲和是用一张利益联结的细绳维系的，缺乏亲情本该有的真实温度。这些情节在余华笔下显得鸡飞狗跳又显得无比平常，仿佛这就是我们生活中该有的闹剧——一场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却实际存在的闹剧。杨飞在这个家庭待了二十多天，在一个平静的早上，对自己的亲生母亲说：我要回家了。

余华小说《第七天》中多面空间的交流和距离指的是什么呢？

空间中存在着“距离”的主题，距离是消极空间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空间是让亡灵们被迫互相遥远地生活的东西，不可能达到互相在场的境地”，这种互相的不在场就是距离。这种距离与传统物理上可以用尺度测量和换算出来的确定数目不尽相同，而是在一个空间 (地点) 的某一观察点 (人) 回忆或者找寻另一空间 (地点) 某一观察点 (人) 之间的距离。

距离的存在使得人物感受到了最大的痛苦，因为“感到心爱的人在一个快乐的地点，自己却不在那里”。不同空间代表了不同的知识权力，空间距离则代表着权力的不平等性，空间的封闭导致跨越距离成为难以实现的可能。《第七天》的空间中就存在很多由于距离引发的痛苦。

杨飞作为游荡的亡灵身处“死无葬身之地”，他四处寻找父亲，而父亲却正在殡仪馆里等待火化，就如他所说:“我想到我们是在分开的两个世界里互相寻找。”最终，他们得以在殡仪馆里短暂见面，杨飞作为亡灵被允许在其父亲火化前到达这里，但是他却不能停留。

鼠妹自杀后来到“死无葬身之地”，伍超却还在现实世界挣扎，后来，他卖肾为鼠妹买了墓地。当他也来到“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却和走向墓地的鼠妹擦肩而过。伍超似乎永远追不上鼠妹的脚步，抵达不了对方的空间。

郑小敏和她的父母亲也是如此，郑小敏一个人在现实世界里孤独地等待，她的父母却在“死无葬身之地”担忧女儿无人照料。杨飞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在多个空间中传递对方的想法，相互隔绝的空间得到了连接。他将鼠妹的消息传达给伍超，将郑小敏的消息传达给她的父母，使得阴与阳、人界与鬼界、俗世与彼岸等多面空间之间的交流产生可能性。它们在对立中产生联系，在联系中更凸显出彼此的对立和孤绝。

小说中的距离不仅包括多面空间隔离下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还包括现世空间中的距离。这个距离看似可以避免，事实却是人与人之间最难跨越的。以福柯权力空间化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无数的空间安排以不同的形式宰制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无法摆脱宰制我们的空间。由此可见，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权力的容器。

在《第七天》里，第一层空间是富人或成功人士的上流社会，第二层空间也就是相对于上流社会的底层社会，他们都是知识权力实践下的产物。空间宰制着人物，并且人物在空间不可见时也进行自我的宰制。例如妻子李青，追求事业的成功，却落得割腕自杀的不幸结局;鼠妹因为虚荣心，所以渴望拥有一部iphone手机。

其实，在防空洞过着底层生活的鼠妹渴望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富有的生活。她想跨越贫与富的距离，最终却被男友的山寨手机欺骗，然后跳楼自杀。在这里，空间没有具体的形态，而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坚实壁垒。空间距离是权力不平等的象征，它作为一种工具，对于底层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都产生了剥削和压制。我们可以看到，空间距离跨越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人物悲剧的产生。

小说《第七天》是怎么以圆形的叙事模式来讲述的呢？

余华在《第七天》中以死亡为视点，却又不是写主人公杨飞的个人之死，而是弥散式的叙事描绘了一场死亡的“盛宴”，余华自己称此为圆形叙事。余华说:“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我’的经历是圆心，所见所闻是一条条圆线，叙述的圆规一圈圈往外画圆。”

作者以杨飞死后的见闻为线索，讲述了患癌症没钱救治的父亲，为爱情卖肾死亡的伍超，在大火中被政府瞒报的38个遇难者，被医院当作医疗垃圾扔进河里的27个死婴等悲剧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将这些互无关联的人和事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正如张清华先生评论的那样:“这部小说，那几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杨飞只是一个叙述的，把他们串起来，实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好像这个结构非常紧凑，但是那几个人物又是很松散的，我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崩塌和离散，这就是《第七天》的灵魂。是他这种故意浅尝辄止后暴露出来的悲情。”

《第七天》中的七个篇章看似相互独立，实则融会贯通。比如，第一天写了作者对贫富差距、暴力拆迁等社会问题的关注，第二天转而写主人公杨飞和李青的爱情悲剧，第三天又回忆起了主人公的身世及杨飞与父亲之间的真情故事。篇章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互不相干，其实这种断裂的叙事只是相对的，这些线会因为某个点而相互交融，进而多维度地汇入“死亡”这个大圆中。

同时，作者又巧设伏笔，注重细节。比如，第一天杨飞在去殡仪馆的路上见证了一场车祸，这场车祸正是市长的出殡仪式造成的，后来他在亡灵的世界里遇见了丧生在这次车祸里的肖庆，肖庆又带来了鼠妹男朋友伍超的消息，一环扣一环。作者将多个亡灵的来龙去脉交代的清清楚楚，把个体生命的悲悯与整个时代的精神脉搏联系起来，上升到对集体伦理的反思与救赎。悲哀、愤恨、疲惫的情绪充斥着整本书，使读者的内心跌入荒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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