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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效农,男,57岁,过的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同事曾在背后笑他:“老郎的媳妇就是中国足球。”
自嘲为“技术官僚”的郎效农曾经表示,在退休之前想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推出中超联赛,二是组建起能够自我运转的中超委员会。2004年,老郎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但是中超委员会却是有名无实,致使中超联赛在第一年就面临被颠覆的风暴。
2003年3月,郎效农担任中超筹备办公室主任。这个当时中国足协新成立的机构,创造了中国足协机关的好几个一:一个主任,郎效农;一个工作人员,毛卫民;一间办公室,伟图大厦302室。
就是在一间办公室、手下一个兵的有限条件下,参考了英超、意甲等知名联赛,借鉴了近邻的韩日联赛的经验教训,2002年年底郎效农完成了中超联赛方案。
就为了中超的标识,郎效农带着毛卫民,又找来两名记者帮忙,整整忙了两个月;为了确定俱乐部的企业法人性质,郎效农多次找经济学家、工商部门咨询;为了确定中超俱乐部财会制度,他又多次到财政部了解情况;为了了解国外联赛,他利用各种机会收集资料,甚至托记者出差时帮忙搜集……
2003年11月30日,末代甲A第30轮结束,历时十年的甲A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名词。那天晚上,在伟图大厦的302室里,郎效农说:“走过了甲A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将经历更加风风雨雨的中超联赛。”不幸的是,中超元年他的话就得到了应验,而且他越来越陷入了风暴的中心。
郎效农以足协为家,这是足协工作人员的常识。但凡比赛日,或者他认为有加夜班的必要,他都会在足协办公室里过夜。十月风暴来临后,他更是几乎连续半月时间没有回过家,直到10月26日中国足协执委会议之后,他才回了一次家。
生活上,郎效农除了不吃羊肉和不吃辣外,其他几乎不挑剔。如果晚上加班,老郎就会和晚走的记者一起吃饭,出门前必先问一句:“谁请客?”如果他请客,就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郎效农习惯到龙潭湖路边的小店里随便吃点,两三个人的消费大多在三四十元,超过五十元的时候很少。
记者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4月,郎效农值班,他端了一碗白米饭,上面就放了两根红肠。和记者闲聊时候,只听郎效农抱怨过一次曾经随队到伊朗打比赛,当地人做的馍又干又硬吃不惯。听众们面面相觑:“能让老郎说难吃的地方,大家要多做准备工作了。”
作为足协工龄最长的处级干部之一,郎效农的住房早可以换成更好的,但他不干。就是原来的那套房子,他也闲置了差不多十年,连他的邻居朱和元都看不下去了:“老郎,你的房子要不住,我帮你租出去。”记者帮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套房子租出去,十年的租金早超过十万元了。但郎效农摇摇头:“不租,就那样。”
前两年车改,郎效农买了足协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他不会开车,就交给了一位同事,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时候下班接他一起走。
郎效农列传
郎效农,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中超设计者,工作勤恳,以语拙闻名。国安罢赛之日,力阻杨祖武失败,为一拙;批评改革派,谓之“大鸣大放,造反有理”,说出中国足协诸官员心中所想,被改革派抓住把柄大批是为二拙。
郎咸平 经济学家,1956年生于中国台湾 祖籍山东。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 顾雏军 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办人 ,1959年生江苏扬州 1988年,顾雏军在英美合办的权威杂志《能源》上发表了论文《一个新型热力循环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卡诺循环理论,被国际工程热物理学界命名为“顾氏循环理论”。顾雏军开始为其兴趣点寻找实用突破口,发明了格林柯尔无氟制冷剂。
[编辑本段]缘起:蓄谋侵吞国家财富
导致郎顾直接交锋的是郎咸平8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活动。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郎咸平将矛头对准格林柯尔。当天,郎咸平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期间顾雏军通过“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手法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 郎咸平称,顾雏军的运作手段往往是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后,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进而压低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郎咸平昨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可能是因为自己三年前曾披露德隆的问题,而三年后的今天,德隆果真出现问题而崩盘,印证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当自己最新围绕格林柯尔的学术研究得出上述结论时,顾雏军坐不住了。由此,格林柯尔也成为第一家公开回应“炮轰”的企业。
[编辑本段]表明态度: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
郎咸平表示,其演讲根源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研究完全根根据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所拥有的公司所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而得到的结果,因此是个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的问题。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他会很乐意接受。 据了解,一直以来,郎咸平在证券市场上都以斗士形象出现。但是,不管是“民企风波”、“仰融是非”、“银行上市”、“香港基金黑幕”,还是其后的“炮轰”TCL、海尔,被“炮轰”的企业一直都保持沉默,并未公开回应过郎咸平的指责。 昨天,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了郎咸平收到的律师函。顾雏军透过律师向郎咸平提出:第一,郎咸平需要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内容,那么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有关网站要求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第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 顾雏军要求郎咸平在8月16日以前完成第1、3两项要求,在8月17日以前完成第2项要求。否则,顾雏军将会采取包括法律手段等一切必要的手段。 郎咸平则表示,自己8月14日(上周六)才签收8月13日顾雏军方面发来的律师函,因为是周末,“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对于顾的三点要求,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明确回应道:“第一,我绝对而且充分地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地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绝对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也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我的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第三,郎本人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的顾雏军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气。”他表示,从上周六开始,自己接受更多记者的采访,大范围揭露顾雏军的“七板斧”就是他回复顾的行动。 “我个人及学术界绝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而这也是欧美各国以及香港多年所贯彻推行的‘终生职教授’制度以保护学者发言权的基本精神。”
郎效农,“中超之父”。至今未婚,过的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同事曾在背后笑他:“老郎的媳妇就是中国足球。”自嘲为“技术官僚”的郎效农曾经表示,在退休之前想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推出中超联赛,二是组建起能够自我运转的中超委员会。2004年,老郎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但是中超委员会却是有名无实,致使中超联赛在第一年就面临被颠覆的风暴。
2003年3月,郎效农担任中超筹备办公室主任。这个当时中国足协新成立的机构,创造了中国足协机关的好几个一:一个主任,郎效农;一个工作人员,毛卫民;一间办公室,伟图大厦302室。
就是在一间办公室、手下一个兵的有限条件下,参考了英超、意甲等知名联赛,借鉴了近邻的韩日联赛的经验教训,2002年年底郎效农完成了中超联赛方案。
就为了中超的标识,郎效农带着毛卫民,又找来两名记者帮忙,整整忙了两个月;为了确定俱乐部的企业法人性质,郎效农多次找经济学家、工商部门咨询;为了确定中超俱乐部财会制度,他又多次到财政部了解情况;为了了解国外联赛,他利用各种机会收集资料,甚至托记者出差时帮忙搜集……
2003年11月30日,末代甲A第30轮结束,历时十年的甲A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名词。那天晚上,在伟图大厦的302室里,郎效农说:“走过了甲A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将经历更加风风雨雨的中超联赛。”不幸的是,中超元年他的话就得到了应验,而且他越来越陷入了风暴的中心。
郎效农以足协为家,这是足协工作人员的常识。但凡比赛日,或者他认为有加夜班的必要,他都会在足协办公室里过夜。十月风暴来临后,他更是几乎连续半月时间没有回过家,直到10月26日中国足协执委会议之后,他才回了一次家。 生活上,郎效农除了不吃羊肉和不吃辣外,其他几乎不挑剔。如果晚上加班,老郎就会和晚走的记者一起吃饭,出门前必先问一句:“谁请客?”如果他请客,就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郎效农习惯到龙潭湖路边的小店里随便吃点,两三个人的消费大多在三四十元,超过五十元的时候很少。
作为足协工龄最长的处级干部之一,郎效农的住房早可以换成更好的,但他不干。就是原来的那套房子,他也闲置了差不多十年,连他的邻居朱和元都看不下去了:“老郎,你的房子要不住,我帮你租出去。”记者帮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套房子租出去,十年的租金早超过十万元了。但郎效农摇摇头:“不租,就那样。”
前两年车改,郎效农买了足协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他不会开车,就交给了一位同事,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时候下班接他一起走。
郎效农出生于北京,后来去山西下过乡,然后进过宁夏的足球队当门将。
退役后又回了北京进修学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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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9年,乙级联赛中发生了一起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1999年10月,乙级联赛决赛在天津举行,小组赛结束之后,毅腾连铁和绵阳丰谷并列第二名,但只能有一支队伍晋级八强。
此时工作作风有口皆碑的郎效农主任想出了抽签定生死的方法,具体是让两队代表分选“单”、“双”,然后各从0至9的数字中抽出一数相加,如果和是单数,那选“单”者获胜,如果和是双数,那选“双”者获胜。
结果在抽签当场选择单数的毅腾教练王军将纸条交给郎效农后,郎效农竟不顾绵阳队总经理李海生在场,当场询问王军数字,王军答曰“9”,随即李海生也答道“我也是9”,正是依靠这个似是而非的9(也可能是6)绵阳队晋级。
事后毅腾向足协提出了申诉,一时间两个阿拉伯数字“6”和“9”搞的足协焦头烂额,在采访中郎效农也被迫承认规则存在漏洞。此次事件堪称足协办事爱摆乌龙的典型例子,考虑问题不周全,不细致,总是屁股指挥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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