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岑科,以及岑科雷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一览: 1、税收政策 2、...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岑科,以及岑科雷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自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GDP平均每年增长却不到10%。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更低于GDP的增长率。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有的甚至陷入困境而亏损倒闭。不少城乡居民下岗,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截止到2008年7月,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2007年增长了26%。
我们为什么要向政府交税?政府为何要收税?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对如此快速增长的税收的使用,中国公民能不能监督,如何监督?
去年底以来,北京的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写了《2008公民税权手册》一书,从税收的本质和来源入手,向公民进行“税”的普及,并探讨目前中国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人物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主编岑科。
受访人 岑科(研究员) 采访人 实习记者 陈小瑾
1 我们习惯说“中国政府养活了13亿人口”,而你这本书则希望所有人有一个意识: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为什么?
岑科:税的本质,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体现的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交易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包括今天的世界,某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确实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某种程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但那不是正常的税收关系。
在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角色是向民众征收税款,同时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公路、街道、路灯、治安、消防、环保等等。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易。
2 一般中国人理解个人所得税是交税,其实这笔税收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我们还交了哪些税?
岑科:在中国,所有商品标价实行的是含税价,价格中包括了国家征收的税金——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所以无论是谁,每买一件商品就在向政府交一次税。例如如果花100元买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3 “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这句话如何理解?
岑科: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
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
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消费、公费出国消费、政府会议消费、“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消费、能源和资源消费等六种政府消费行为,例如公务用车方面,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每年各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4 和这些高税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岑科: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缺乏生活保障,所以,名义税负低,但是实际税负很高。
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4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 3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占到了瑞典等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中国的9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许多农民因此看不起病。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报道。中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较少。
5 书中阐释了一些概念比如“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取得的收入,例如各种罚款、收费)等,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哪些其他收入?
岑科:主要还有行政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垄断行业收入等。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5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
除了行政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利润。我们估计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
各种暗税加起来,足以让中国的名义税负增加10个百分点。
6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供需比年年提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公务员报考的火热现象?
岑科:公务员成为社会就业的热点不是好事。道理很简单: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而企业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官员致力于讨好上级,企业家却要讨好消费者。当更多的就业者希望从市场转向政府时,表明这个社会的创业环境正在恶化,生产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
7 你的书中写到,“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如何理解?我知道其实现实生活里人们的交税意识很弱,常有偷税漏税发生。
岑科:不能监管的税收,严格地说不是“税收”,而是掠夺。被掠夺当然谈不上光荣。
这是由现行税收体制的弊端决定的。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
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
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
8 中国公民对税收的审核和监督如何体现?
岑科:从名义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意实体,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的职责。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
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能起到多大监督作用呢?
9 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财政支出情况如何?
岑科: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 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
10 中国现行税制体系的弊端有哪些?
岑科:不经纳税人同意,政府单方面制定税收种类和税收标准,并强制征收,而且不向公众提供对于税收的申诉和抗辩渠道,是目前中国税制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税收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税收立法上,存在着行政法规多、国家立法少,以行政立法取代国家立法的状况,结果是,征税的行政本位突出,没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为依据,使得税收的合法性不足。在实际运作中,有大量“暗税”,其运作过程非常混乱和随意。
这些弊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政府的征收成本特别高,达到了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第二,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困扰。在税收征管大军的征稽下,大多数企业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与政府周旋;第三,一些暴力执法式征管和变相征管等政府不良行为,恶化了官民关系和社会秩序,对政府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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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协杯夺冠之后,佩莱与山东鲁能的合同已经到期。据山东媒体报道,佩莱基本确定离开鲁能,这名35岁的前锋很可能返回祖国意大利踢球。从足协杯决赛的过程看,鲁能还是离不开高中锋战术的。据悉,德国高中锋伊尤岑科有望替代佩莱,这位本赛季的韩国K联赛银靴不但进攻十分高效,而且有着出色的助攻能力,适合搭档格德斯。
伊尤岑科,1990年8月13日出生,拥有德国和俄罗斯双重国籍,身高1.87米,体重82公斤,场上司职前锋。伊尤岑科身体条件、头球及护球能力都十分出色,射术精湛,把握机会能力很强,而且还具备着极强的传球能力,经常助攻队友得分。
伊尤岑科出道于德国的韦斯特法利亚。2013年7月,伊尤岑科以自由身加盟了德乙球队奥斯纳布吕克。2014-15赛季,伊尤岑科成为奥斯纳布吕克的主力前锋,在德乙出场35次,贡献14个进球。
2015年夏天,伊尤岑科从奥斯纳布吕克加盟杜伊斯堡。2015-16赛季,伊尤岑科是球队的主力替补,出场24次,其中有9次首发,贡献3个进球。2016-17赛季,伊尤岑科成为球队的主力,在德乙出场33次,其中23次首发,贡献9个进球。此后两个赛季,伊尤岑科也一直是球队的主力前锋,共出场49次,贡献11个进球9次助攻。
在杜伊斯堡度过了4个赛季之后,2019年6月29日,伊尤岑科以自由身加盟了韩国球队浦项制铁,立即就显示出强大的攻击力。2019赛季下半程,伊尤岑科在K联赛出场18次,贡献9个进球2次助攻。本赛季,伊尤岑科表现更加出色,他在K联赛出场了26次,打进19球,并送出7次助攻,并最终拿到了K联赛银靴。拿到金靴的是蔚山现代的儒尼奥尔,他打进26球但只有2次助攻。此外,伊尤岑科在本赛季的韩国足协杯出场了4次,打进3球还贡献3次助攻,表现更加高效。
近日,据韩国媒体《朝鲜体育》透露,伊尤岑科和中超上游球队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仅转会费就可以达到25亿韩元,约合1500万人民币。浦项制铁俱乐部的运营近期出现了资金困难,所以急于出售球队的头号射手。目前来看,中超上游的球队中,江苏苏宁有高中锋桑蒂尼,广州恒大有塔利斯卡,北京国安有巴坎布,上海上港有阿瑙托维奇,只有鲁能需要引进一名高中锋来替代佩莱。
从身价上看,伊尤岑科1500万人民币的转会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伊尤岑科开出的10亿韩元(约合75万欧元)年薪的条件,距离中国足协规定的外援顶薪还有不小的距离。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显示,伊尤岑科与浦项制铁的合同将在今年年底到期,但浦项有续约一年的选项。因此,浦项在合同到期前选择将最佳射手放入转会市场是一笔最好的交易,否则将会人财两空。
更为重要的是,伊尤岑科虽然是一个绝对的杀手,但他也非常喜欢充当绿叶,在拿到K联赛银靴的同时,还成为球队的第二助攻手,仅次于球队的主力左边锋姜祥佑的助攻数,姜祥佑在本赛季的K联赛一共为尚州尚武和浦项铁人出场了26次,打进8球,并送出12次助攻,拿到了K联赛助攻王。
伊尤岑科的踢球特点,非常适合目前鲁能的打法。在郝伟执教之后,倾向于树立格德斯的进攻核心地位,但格德斯的特点与佩莱显然并未实现有机融合。佩莱虽然头球和护球能力强,但速度比较慢,在反击中无法与格德斯打出完美的配合。而伊尤岑科不仅有高度,而且有速度,他的传球助攻能力是一流的,能够与格德斯互相助攻,达到完美的融合,共同迎来爆发!
“价格双轨制 ”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在流行,中间涉及到一次学术会议、两份文件以及包括官员、学者、经济学家在内的多位当事人。
版本之一:华生:“这是五人讨论的结果,我是其中的代表”。
提到“价格双轨制”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干山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分了8个组,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尤以价格小组的讨论会广为人知,按照参会人员之一华生的说法,各个主要机关和中央的主要秘书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打破了计划价格的坚冰,这是目前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华生说建议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他和罗小朋、何家成、张少杰、高粱在莫干山会议小组讨论时得出的结论。会议期间,他代表小组发言,并在与主张继续实行计划价格的“调”派和主张完全放开价格的“放”派争论时占据上风,得到与会的支持,派他去向当时的国务委员、中央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汇报,得到首肯,被中央批准与采纳,进而成为风行整个80年代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华生指出,发表在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到2000年我46岁》,是对此的真实回顾。《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樊平写道:“这次莫干山会上,他(指华生)和何加成、蒋跃、高粱、张少杰四位同学一起又讨论撰写了那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论文。”第一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是在莫干山会议上五人讨论的结果,此为版本之一。
版本之二:罗小朋:“历史的事实是,我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而与华生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罗小朋则有不同的看法,罗小朋认为,历史的事实是,“价格双轨制”的观点,并不是五人讨论的结果,而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此为版本之二。
远在美国的罗小朋在邮件中说,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华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个小组。“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当时的论文,倾向于放开价格。他们的论据是,中国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支出结构比例高度一致,因此,如果把工资指数化,放开物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我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他们的时候,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双轨价格。我相信,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调派’,也就是计划价格派和张维迎代表的‘放派’,即自由价格派,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
罗小朋还提到了另一位见证人,“多年前,我曾经与高粱有过一次对话,我曾经告诉过他,是我在小组会上首先提出‘双轨制’,我现在还记得高粱说:怪不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见华生说起双轨制。”
在罗小朋看来,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中央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版本之三:张维迎:“早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写出了‘价格双轨制’文章,并由于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
第三个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张维迎,他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之一,会议之后,他声名鹊起,崭露头角。
和华生罗小朋认为的不同,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张维迎的秘书杜鹏为此了三份,其中一份是张维迎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建议》中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是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提法的原始文件。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发表在1984年6月,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张维迎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记者看到,文章中的一段话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份文稿被华生称为“孤本”,即只有张维迎有这份原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不过,经记者查阅,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于1984年9月29日选登了四篇会议论文,其中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摘录自前述一文。
张维迎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
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那么为什么会议中却又摇身为“放”派,主张放开价格?张维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与张维迎交往较多的财经评论员岑科说,“放”是张维迎历来的主张,但这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所以他才提出“价格双轨制”,作为改革的过渡方式。至于过渡期有多长,据岑科的观察和阅读,张维迎“没有明确提及”。而对于为何直到90年代时才提出自己曾写过这篇文章时,岑科表示,这是个“伪问题”,“当初谁也想不到会有后来的争议,当然不会刻意说自己的文章比别人的观点提得更早。只是有了争议,才有澄清的需要,才会去查证谁的文章比谁的观点提得更早。”
但华生认为,张维迎发表在《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
版本之四:成致平:“是吕东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概念。”
从1982年到1990年,曾担任9年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肯定地说,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是前经委主任吕东。他提出来的时候,是1984年,成致平此时担任物价局局长。至此,这成为本文的第四个版本。
成致平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100元/吨;超产的644元/吨,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100元/吨是国内的收购价,644元/吨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1984年开始在其他国民生产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
成致平在《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为了解决领域里的困难,经委决定在其他生产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他说,这里的“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经委主任吕东。
深圳市岑科实业有限公司是长期致力于电感系列产品研发,制造的专业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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