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民众的大联合，以及群众的大联合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一览：

• 1、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
• 2、毛泽东诗词远望江山下一句是什么？
•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
• 4、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出处是什么？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既有多方面的国内条件，又有多种有利的国际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然而，这些因素中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以外，内因是第一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传入之初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它作为科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信仰却是在五四时期，并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广泛传播呢?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加深了解五四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仅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有其深刻的内因，从而加深理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从不同方面作过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一论述。

一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五四时期，随着社会的演进，中国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种因素。

其一，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料表明， 1894年，中国约有产业工人10万人；此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 1915-192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在华企业的增加，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已有约200万人，〔1〕日本人推测“有二百———二百五十万左右”。〔2〕虽然中国的产业工人总数还不多，且有一定数量的女工和童工(缺乏统计数字，据有关资料估计不会超过50万人)。〔3〕但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其独特的优点：第一，因受三重压迫，特别能战斗。邓中夏曾指出：中国“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4〕第二，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及一些行业，便于组织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此外，中国还有1000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5〕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就开始了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或积极参加爱国斗争，辛亥革命前40年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达105次〔6〕； 1912年到1919年五四前更达130多次。〔7〕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上海有“六七万”工人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唐山铁路工人进行了抗议示威；南京、厦门、威海卫、济南、九江等地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天津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在酝酿罢工。这些斗争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正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形成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工人运动的理论总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接受它，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它和运用它。因此，无产阶级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壮大发展，就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其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中国封建主义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武器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指出：“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8〕“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9〕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数。〔10〕孔夫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象”。〔11〕号召国人要“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清除封建思想观念。〔12〕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科学、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一切客观事物，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13〕疾呼“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主义，砸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藩篱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便排空而入，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的景象。虽然开始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的新思潮、新学说的一种，但其真理的光芒很快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发现，吸引了他们，进而为他们所信仰所传播。

其三，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武器的指导，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直至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最终破灭了，在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统治下，国家更加纷乱、民生更加痛苦。孙中山当年曾愤懑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15〕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压迫、军阀专横、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形势，从而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恽代英在《力行救国论》中说：“谓国家不须救，非冥顽不灵者，必不道此语也。谓国家不应救，非丧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论也。”〔16〕要救国救民就要有科学的理论武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起初他们或是相信无政府主义，或是信仰新村主义，或是寄望合作主义，最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救国良方。正如蔡和森所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7〕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加速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立即将它付诸实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18〕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也有利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古代中国人就有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描绘。后人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古代农民起义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近代太平天国设计了“四有二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方案；康有为的《大同书》勾画了一个去“九界”废除私有财产、消灭

阶级、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会的蓝图。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仅是对上古社会理想化的追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不能提出科学的依据，更不能找到实现的主体力量。因此，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相似之处。所以受到传统文化薰陶的中国人往往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相提并论。如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19〕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20〕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为“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亲切的认同感。这就使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21〕

二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除了国内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即有利的“世界大气候”。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曾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概括地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为中国先进分子指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树立了仿效榜样。俄国十月革命后，虽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封锁消息，或是诬蔑俄国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杀人如麻”，把革命后的俄国说得漆黑一团。但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中国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渠道逐渐知道十月革命的真相。1918年11月李大钊就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2〕。五四前夕，陈独秀认为“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3〕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十月革命将“普及于世界”。在了解十月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到了三个认识：一是认识到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他们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二是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俄国革命是“群众运动”，是“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十月革命成功，有“党”作为“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组织“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联合世界各国革命组织。三是认为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中国革命应仿效俄国革命才能成功。指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中国的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俄罗斯是一个工业落后之农业国”，“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更甚，“失业”更多，“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虽然这些认识在某些方面不很准确，但重要的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因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仿效俄国革命。

第二，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把“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工厂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苏俄政府实行的反对霸权主义，持弱小民族的对外政策也给中国人民以深刻印象。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旧俄国政府与中国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在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建议两国建立平等关系，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宣言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是告诫国人不要再受人欺骗恫吓，相信苏俄，接近苏俄。《上海救国日报》说：“不要怀疑他们政府未经人承认，国际的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也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二是赞扬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人类从未有之公道平等之举。《上海星期评论》说，苏俄政府的通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中华实业协会说：此举“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三是主张自主自强，与苏俄人民携手实现美好的未来。上海学生联合会提出：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真的不负俄人，抑且不负自己哩?”中华劳动公会表示愿与“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定她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的制度、最好的政府，从而吸引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其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使他们把眼光投向苏俄，投向马克思主义。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失去“魅力”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它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李大钊曾引征日本人的话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连对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极为神往的梁启超，在旅欧中看到战后西欧一片残破时，也认为资本主义文明需要东方文明调剂。二是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世界性的罢工风潮日盛一日，这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陈独秀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有”，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危机，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恽代英说：“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三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争权夺利，以强凌弱，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丑恶面目。最初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寄于厚望，普遍认为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山东等权益，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相信公理会战胜强权，弱国小国可以出头。并天真地认为国际联盟成立，则“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但最后中国人民看到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和会，不仅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甚至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如毛泽东所说：“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先进分子眼中的暗淡，更显出苏俄新的社会制度的耀眼光芒，吸引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其三，世界工人运动的澎湃，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鼓舞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此伏彼起，“多至不可胜计”。如英国在战后4年间“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1919年美国工人罢工达3600多次，参加工人400万。翌年五一节由法国铁路工人开始的一次大罢工就有150万人参加。对此曾身历其境的梁启超说：“我留欧一年，这罢工风潮，看见的听见的每月总有几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英国铁路罢工，……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在世界工人运动高潮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兴起，继俄国十月革命，芬兰、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国都先后爆发了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体验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的兴起发展：“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劳工运动发达，———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了。”“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连梁启超也说：“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毫无疑问，蓬勃的世界工人运动，汹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是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纷纷为其科学性所折服。蔡和森说：“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这真是思想史上的一桩大喜事。”李大钊认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杨匏安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符合客观实际“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

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发动工农，开展革命斗争。从1920年开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革命实践。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革命分子深入人力车工人中调查工人生活状况，邓中夏、张国焘等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年底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武汉的革命分子首先深入人力车工人中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领导罢工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党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毛泽东、李立三等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王尽美、邓恩铬等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开展工人运动。李振瀛，韩麟符等在天津等地工人中活动。邓培、梁鹏万在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阮啸仙、刘尔崧等深入广州各行业工人中宣传组织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 1922年初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各地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工人达30万以上。同时，沈定一等在浙江省萧山衙前、彭湃在广东海丰、刘东轩和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将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是中国现代工农运动的开始，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反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学说，尽管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为许多人所“青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团体，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信仰新村主义和合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成立“工读互助团”进行实验。但这些活动不是很快失败就是慢慢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些学说构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就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分不开。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使革命运动逐步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由上述可见，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中国国内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种条件，十月革命和其他有利的国际因素又予以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它付诸不懈的宣传、实践中。这样马克思主义遂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花结果。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的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他国际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些因素是第二位的，它们要通过中国国内的条件才能起作用。问题很简单，十月革命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所影响的是全世界，并不仅仅是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却能得到广泛传播，显然主要是根植于中国国内条件的。谓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被俄人移植而来”的说法是不值一驳的。

毛泽东诗词远望江山下一句是什么？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5年8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逮捕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离开故乡去广州。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长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抒发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自己将投身这一场伟大革命的满腔豪情。

长大后要写以农民、工匠为主人公的书

毛泽东来到世间的时候，正逢清朝末年，神州大地饱受列强蹂躏，民不聊生。生于农村的毛泽东，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从小受母亲优秀品质的熏陶，心地善良，同情贫苦，在韶山留下许多济贫助困的故事。

他酷爱学习，少年时期读了十几本历史小说。1936年他告诉斯诺，当他读了这许多中国的古典小说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这些书的主人公都只有将帅、官吏、公子、小姐，而没有劳动人民，即使写了，也不占主要位置，而且显得愚昧、粗蛮。他带着这个问题问了许多人。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

“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他们颂扬的文官武将是人民的统治者，土地归他们所有，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们用不着作田，也不必去做工，有人种出粮食、喂出肥猪来供养他们。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就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又哪能写书立说？所以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他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得到启示和力量，立志发奋读书。他常对人说：我们将来也要写书，写农民和工匠的书，把农民和工匠写成英雄豪杰。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

少年毛泽东关心时事，也喜欢读一些时务政策方面的书。停学在家劳动时，他借到《盛世危言》，他说这本书激起他“重新学习的欲望。”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内心更无法平静，“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0年，长沙爆发“抢米风潮”。清政府派兵并请外国调来军舰镇压。几天内，一千多人被杀，许多人头挂在官府门口的旗杆上。

从这件事中，毛泽东看到世界的不公平，“留下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

1910年秋，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决心，走出韶山，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他第一次知道华盛顿经过八年苦战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他借阅萧三那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时，在华盛顿、拿破仑等人的传记上画满了圈圈点点。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得到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他给自己起名“子任”，寓意“以天下为己任”。他决心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后来他在一师读书时和朋友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他曾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博览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名著。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了五年。他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他很欣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受到社会关注。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到了北京，认识了陈独秀，并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因领导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书。

与此同时，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处处碰壁，采取呼声革命的方法进行的驱张运动没有收到多大的实际效果，使毛泽东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动摇。

在京期间，李大钊与毛泽东频繁接触，多次交谈，对毛泽东“能很好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大路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49年，当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走俄国人的路——用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5年以来，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涌进中国。毛泽东对“工读互助”和“新村主义”很感兴趣。一师毕业后，便邀蔡和森等人组织“工读同志会”，在岳麓山下作“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实验。他们每天脚穿草鞋，上山拾柴，下河挑水，用蚕豆拌大米煮饭吃，在做好接来的抄写、刻版任务后，读书，讨论。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中断。回湘后，他又草拟了“新村”建设计划，后因忙于驱张斗争没有付诸实施。

驱张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和彭璜等人发起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希图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1920年夏，张敬尧被逐后，湖南人谭延闿入主湘政，胁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许多人因此出现盲目乐观情绪。但谭延闿的“湖南自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和要求的“自治”，围绕制宪权就展开了斗争。毛泽东等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制宪。而谭延闿把制宪权抓在手里，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旧省议会11人起草湖南自治法。10月10日，当长沙万余群众游行，派代表向谭延闿提交《请愿书》时，谭大光其火，断然拒绝其中的各项要求，并制造谣言，企图加害于毛泽东。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1921年元旦，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进行了三天热烈的讨论。彭璜、易礼容、陈子博等赞同毛泽东关于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会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作出了抉择：“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反帝爱国斗争。他担任《湘江评论》主编，在《创刊宣言》中他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缺乏民众大联合作基础；孙中山周游世界，游说列强，幻想某一强国支持他打败军阀，他不知道到劳动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力量，不知道革命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他开始看到过去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继续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先后与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筹建长沙团组织，建立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并于1921年7月出席了党的“一大”。会后，他回到湖南，先后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委，担任书记，在长沙和安源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1925年初，已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和秘书，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利用回乡养病的机会，访亲问友，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韶山农村的情况，并与杨开慧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雪耻会”，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半年之久的调查，让他对农村和农民情况胸有成竹。两个月后，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在《革命》第4期发表。一个月后，《中国农民》第一期又刊发了他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大革命之时，党内一部分人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部分人，同样忘记农民，只注意工人运动。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却不知道从何处寻找。毛泽东独具慧眼，通过调查与研究，深切体会到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国共合作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打击着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国民党这个原本复杂的组合体在孙中山逝世后分化加剧，反共的逆流迅速增长。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夜，反动军官许克祥也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召开“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决裂，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持续了三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群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又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以亲身经历，批评陈独秀放弃军事领导权。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后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选择武装斗争是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外国朋友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到农村去，发展我们的事业

毛泽东回长沙后，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坚决主张：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缩小暴动范围。

省委为发动秋收起义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赴安源组织武装力量前，他同易礼容彻夜长谈，相约互相联络，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长沙。在安源作完军事部署后，他冒着白色恐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爬山涉水三百多里，亲赴铜鼓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民团捉住，后机智脱险。

当秋收起义部队在各地先后受挫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在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情况下，原定“会师长沙，夺取省城”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出发前，他满怀信心地对全师指战员说：“这次武装起义打了几个败仗，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目前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农村去，积聚粮草，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部队转兵南下，在三湾进行了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改变北伐时把支部建在团部的做法，改为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把军队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下。

经过艰苦转战，经与地方党组织及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等取得联系，毛泽东和前委们通过反复比较，改变原计划“退往湘南”的打算，最后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10月27日，部队到达茨坪，开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凭借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深入了解，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适时地改变工农革命军的进军方向，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科学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没有走过、我党许多领导人也没能提出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条道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回答——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以德国投降结束，大战后中国在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1919年5月2日， 北京《晨报》发表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人》，证实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

1919年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开会，高师等校代表亦参加，议决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生界的大示威。同时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自此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扩展资料：

五四运动兴起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工商阶层力量不断壮大。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激发了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爱国思想。这些都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正义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成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四运动

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出处是什么？

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出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真善美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一种青春的赞歌。

扩展资料

五四运动时期，一批进步青年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才为医治近代中国的百年沉疴找到了标本兼治的良药。

从五四运动至今100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蕴涵于其中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等正是解决我国当下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新时代青年发扬五四精神，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五四运动时期，科技落后成为中国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新时代青年不仅要深刻认识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而且要夯实科技强国的知识基础。新时代青年发扬五四精神，要学习社会科学知识。

既要通过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也要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对各种错误思潮、错误观点、错误言论展开有理有力地回应与批判。

新时代青年发扬五四精神，要培养勇攀高峰、不断进取的品质。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青年们通过自我的不断革新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时代的青年们只有锻造自己不断进取的品质才能与时代的“新”气质相符，勇担民族复兴大任。

参考来源：人民网-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和时代价值

关于民众的大联合和群众的大联合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