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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普莱西)

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普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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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各位分享普莱西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普莱西德湖冬奥会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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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往事:从“普莱西案”看种族主义者的“一滴血理论”吗?

1892年6月7日,带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荷马·普莱西(Homer A. Plessy)登上了东路易斯安那铁路的一辆专白人专属列车,并拒绝转移到黑人车厢。在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列车执法人员根据《隔离车厢法》将其直接逮捕。

荷马·普莱西

其实,普莱西从外形特征上来看,就是一副白种人的样貌,所以,他上车、入座都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和怀疑。列车开动以后,是普莱西主动高调亮出了种族身份,特意招惹的“是非”。

原来,普莱西是倡导平权的路易斯安那州人权组织“公民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行动,属于有意为之,旨在挑战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法律”。

普莱西被以“违反种族隔离法”的名义强行逮捕和关押,也正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

之后,在“公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普莱西遂以路易斯安那州《隔离车厢法》违反《美国宪法》第十三和十四条修正案、侵犯美利坚公民合法权利为由,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地方法庭。

然而,奥尔良地区刑事法庭法官约翰·弗格森一边倒的支持路易斯安那州施行的《隔离车厢法》,认为州政府有权在本州内制定铁路运营相关准则,与联邦宪法并不冲突,最终判决普莱西违反了为乘客提供平等设施的《隔离车厢法》,并处罚金25美元。

普莱西随即提出上诉,把官司从州最高法院一路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一打就是三年多。这期间,“普莱西案”成了各大媒体连载报道的焦点,各路政客们演讲和“圈粉”的重要议题。

然而,1896年5月18日,最高法院最终仍然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认定路易斯安那州实施的“种族隔离法不属于“违宪行为”。因为在这个案件中,并没有发现白人车厢与黑人车厢的配置有明显区别。普莱西败诉。

而且,这次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几乎等同于在法律层面承认“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合法性,肯定了以“一滴血理论”为原则,用来区分种族的评判标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1964 年,《平权法案》颁布。

1964 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平权法案

所谓的“一滴血理论”(one-drop rule)。意思是,比方一滴墨水混进了大海里,即便整个大海表面没变化,但本质已经都“黑了”。因而,对于美国公民,都要尽可能的往上追溯其祖先,即使此人外形完全一副白人模样,哪怕能查询到一丢丢黑人血统的存在,他也会被定义为“有色人种”,不能与白人同行、同吃同住,在同一所学校里接受教育。

电影《绿皮书》里就非常写实的演绎了当年美国南方的情形——酒店能花高价请黑人钢琴家表演,却又不让他进入白人专用的餐厅;而钢琴家被邀请至当地“名流”家中演奏,却又被严格限制使用室内的白人卫生间。

茶花女滴原型,名字叫什么

诺曼底姑娘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就是举世闻名的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原型人物,那个动人的、催人泪下的茶花女的爱情故事,就是根据她的经历演化、创作出来的。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三个年头,但人们可以说她既尝遍了生活的辛酸凄苦,也享尽了人间的奢华逸乐。然而她却始终是一位不幸的姑娘,在她短短的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她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幸福。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出身微贱,这位诺曼底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克勤克俭的农妇;父亲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农村巫师。也许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她的父亲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在家里终日打骂妻子。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被迫离家出走,去给一个有钱人家做帮工,后来又跟着这家主人离开了法国,到瑞士去谋生。而这时,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尚不满十岁,但是她的父亲已经让她到农庄里去干活了。

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知道阿尔丰西娜大约在十五岁的时候离开故乡来到巴黎。有人说是她母亲的一位亲戚帮助她离开诺曼底的,也有人说是她的父亲把她卖给了一帮波希米亚人,而这帮四海为家的流浪汉又把她带到了巴黎。不管怎么说,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开始了一种新的、却依然是不幸的生活。她起先在一些店铺里打工,过着清贫的日子。然而,聪明的阿尔丰西娜很快地发现,她虽然一贫如洗,却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得天独厚的“资本”,那就是她的美貌。这位具有稀世姿容的少女开始涉足巴黎各大跳舞场,并立即成为那些公子哥儿、阔老阔少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她结识了不少男友,也做过普通商人的情妇,后来又同一位非常阔绰的时髦青年同居了一个时期。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的德·格拉蒙公爵,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还曾一度出任外交大臣。虽然这位花花公子当时的地位尚未如此显赫,但他已经是巴黎社交界上的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正是靠着他以及像他这样一类人物的“提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大踏步地跨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并很快地成为巴黎社交场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些王公贵族、百万富翁们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争先恐后地为她一掷千金,提供豪华住所,购买各色珠宝,并满足她的一切欲望。而她则来者不拒,巧为周旋,以她的容貌和肉体为代价,换来了无比奢华的生活。她不仅彻底摆脱了穷困,而且似乎也同贫贱的往昔一刀两断了,她改换了名字,昔日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变成了如今的玛丽·杜普莱西。

玛丽·杜普莱西无疑是一位天资出众、聪颖过人的姑娘,她不仅具有艳丽的姿容和轻盈的体态,而且风度雍容大方,谈吐高雅不俗。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惊奇地发现她在社交场合里始终表现得仪态庄重,对应机敏,从未流露出丝毫的庸俗和浮夸。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同社交场上的其他女性相比,玛丽·杜普莱西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和较深的艺术修养。她在同客人们谈古论今,点评某些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时,往往会出人意料地发表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一个出身贫寒、从未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正规的学校教育的风尘女子,何以会具有如此端庄凝重的气质和不同凡俗的教养?这个答案直到玛丽去世以后才为人们所发现。人们在清理她的财产时看到她的书房里摆满了诸如拉伯雷、莫里哀、卢梭、夏多布里昂、雨果、大仲马、拉马丁、缪塞以及塞万提斯、拜伦、司各特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可见玛丽·杜普莱西是一位勤于读书,善于思考的姑娘。倘若命运为她提供某种机遇的话,她是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一个颇有出息,颇有成就的新女性的。这也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当时法国的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都倾心仰慕她,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同她交往,这些人在玛丽死后还写下了许多纪念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她的赞美和怀念。可见,在玛丽·杜普莱西身上的确具有某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是那些仅仅脸蛋漂亮的姑娘难以具备的。

但是玛丽·杜普莱西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她有过许多情人,其中有两个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俄国老人德·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他是一位老外交官,曾经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据说他之所以喜欢玛丽是因为后者很像他的一个去世不久的女儿,他是以父亲待女儿的深情去爱玛丽·杜普莱西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位伯爵是一位情场老手,他“爱”玛丽当然是为了她美貌。玛丽在巴黎豪华住宅区玛德莱娜大街上的那幢住房便是这位老外交官为她购置的,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玛丽过着贵妇人一般的奢华生活,她每天的大笔大笔的开销也大都是由这位老人支付的。另一个是一位年轻人,也是一位贵族,名叫德·贝雷戈伯爵,他也许是玛丽·杜普莱西生前最后一位关系密切的男友。他不仅成为玛丽的情人,而且甚至打算娶她为妻。一八四六年年初,他们两人一起前往伦敦,在那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婚礼却迟迟没有举行。这可能是因为玛丽·杜普莱西的健康急剧恶化,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玛丽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里,像玛丽这种出身卑微的“下贱女人”是不可能跨进贵族的家门,成为这类高贵门第中的家庭成员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不久,关系便逐渐疏远了,但仍然保持往来。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他们的婚约似乎也没有解除。

由于童年时代艰辛生活的折磨,再加上到巴黎之后纵情声色,追求享受,整日不分昼夜地沉湎于饮酒、跳舞、看戏和男欢女爱的逸乐中,玛丽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戕害。她染上了肺结核,经常发烧、咳嗽、吐血,即使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也常常咯血不止。按照玛丽当时的经济条件,如果她对自己能够稍加节制,安心调养,她的健康也许会很快地恢复,至少她的病情可能得到适当的控制。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做,也许她认为来日无多,应该抓紧时间寻欢作乐,所以她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男人,对待人生;也许她想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意使用各种手段损害自己的健康,所以人们在她的微笑中,常常会发现一丝忧郁的阴影,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的厌倦和感伤。总之,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不治而亡。她死后,贝雷戈伯爵在蒙马特公墓里为她买下一块地皮,她身后的葬事既简单又冷冷清清,一切事宜都是由贝雷戈伯爵和斯塔凯尔贝克伯爵两人操办的。一代佳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我们还是使用她的真实姓名吧——是一位不幸的姑娘,也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关于她的不幸和堕落的原因,留待社会学家们分析探讨去吧。这里我想说的是,类似阿尔丰西娜·普莱西这样身世的女性,在古今中外的民间野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在中国,人们往往会用“红颜薄命”这四个字来概括她们的命运,而一提起她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洒下一掬同情之泪或感慨叹息一番。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的姓名连同她们的花容月貌以及她们的悲惨身世都早已湮没在那些荒丘野蔓、黄土残碑之间了。谁还会再记起她们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那许许多多沉殁在历史尘埃中的同命运人相比,阿尔丰西娜·普莱西毕竟又是一位幸运者。关于她的故事被演绎成小说,话剧和歌剧,她的一切都同一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形象“茶花女”连在一起。这是因为她同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有过一段感情纠葛,这位作家便是亚历山大·仲马,而中国的读者更习惯于把他称作“小仲马”。 一八四四年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小仲马同他娱乐场上的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圣日耳曼大道上跑马归来,然后便一起去著名的“杂耍剧院”观看戏剧演出。就在这天晚上,小仲马看见在靠近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他在回忆这次奇遇时曾经这样描写这位美人的容貌:“……她的个子高高的,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面色白里透红。她的头生得小巧玲珑,一双细长的、像日本女人似的眼睛又黑又亮,顾盼自如,生出无限风情。她的嘴唇像鲜红的樱桃,再加上一口洁白的牙齿,使人联想起一尊雕像。”德雅塞对小仲马说,此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是巴黎的名妓。小仲马呢,他当时便被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迷住了,不知不觉间感到自己似乎堕入了情网。当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这一对好友便在一个自称名叫阿尔芒丝·布拉特的女人的引导下,登门拜访了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阿尔芒丝·布拉特是阿尔丰西娜的紧邻,她是一位帽店老板娘,据说她还为阿尔丰西娜介绍男友,并从中收取酬报。这天晚上,除了小仲马和德雅塞之外,阿尔丰西娜还接待了其他客人。她的心情似乎很愉快,高谈阔论,纵情大笑,但是她却咳嗽得很厉害。后来,当客人们谈兴正浓的时候,她却不声不响地走开了。细心的小仲马尾随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正在咯血,于是真诚地劝说阿尔丰西娜保重身体。阿尔丰西娜显然被他的关怀和同情感动了,也许过去从未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许那天晚上她对这位年轻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好感,总之,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阿尔丰西娜答应同小仲马往来,做他的“好朋友”。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许诺,不久以后,阿尔丰西娜便成了小仲马的情人。

在大仲马的回忆录里,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当大仲马看到儿子与阿尔丰西娜的亲密关系时,曾经直截了当地问小仲马:“你同这位姑娘交往,究竟是因为爱她,还是因为同情她?”小仲马当即明确地回答说:“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事实上,在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交往的过程中,他的确常常劝她注意休息,劝她保养身体,并亲自陪她一起到乡间去进行短期的疗养。他们在一起曾经度过短暂的、但却是愉快的生活,象诗一样充满着激情和梦幻,致使他们两人在精神上都一度得到极大的满足。可见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真挚的。

然而不容讳言,小仲马的性格中毕竟还有绔绔子弟的一面,他生活的环境是世风日下的巴黎,而阿尔丰西娜又是一位风尘女子,这一切都决定了小仲马对她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同情、有爱恋,但也包含着一种猎艳、狎亵的心理。他虽然收入有限,但为了讨得阿尔丰西娜的欢心,也要充充阔佬,陪她跳舞、赴宴、看戏、跑马,在她身上花了大笔大笔的钱,最后负债累累。而这一切与人们所谓的真挚的爱情显然是毫不相干的。另外,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有着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当她成为他的情妇之后,他不能容忍阿尔丰西娜再同其他的男友来往。这种感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无奈在阿尔丰西娜看来,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她无法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她需要那些比小仲马更加富有的男人,没有他们,她将无法维持在她看来也许是灿烂的、令人目眩的生活。这正是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终于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阿尔丰西娜与一位名叫爱德华的年轻人来往的书信,显然他们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位爱德华先生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贝雷戈子爵。他自然不是阿尔丰西娜一般意义上的男友。小仲马勃然大怒,多少日子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怒火爆发了,他责骂阿尔丰西娜对他撒谎,欺骗了他一片真情。而阿尔丰西娜平静的、若无其事的回答,不仅令小仲马不知所措,而且也可能使读者们大为惊异:“撒谎?经常撒谎的人牙齿不是更白吗?”

既然如此,小仲马与阿尔丰西娜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八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小仲马给阿尔丰西娜写去一封表示绝交的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亲爱的玛丽:我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百万富翁似地爱您,但是我力不从心,您希望我能像一个穷光蛋似地爱您,我却又不是那么一无所有。那么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吧,对您来说是忘却一个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忘却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没有必要告诉您我是何等悲伤,因为您完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别了,玛丽!您感情丰富,不会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封信,您聪明绝顶,不会不原谅我的这一举动。永远怀念您的A.D.[A.D.是小仲马姓名(Alexandre Dumas)的法文缩写。]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仍然怀着一定的感情,他作出分手的决定,心里是相当痛苦的。据我们所知,小仲马没有收到阿尔丰西娜的回信,而且从此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三个月后,小仲马有了新的女友,她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位女演员,名叫阿娜伊丝·丽耶瓦娜。一八四六年十月初,小仲马同他的父亲一起去西班牙和北非地区旅行,十月十八日抵达马德里,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悉阿尔丰西娜病情恶化,便写了一封短函寄回巴黎,向她表示问候。小仲马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整整一个冬骄,于次年二月十日返回巴黎,而这时阿尔丰西娜已经去世一个星期,她的遗体也早已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了。据说,小仲马曾经去过玛德莱娜大街阿尔丰西娜生前的住所,他看到的却是人们正在清点、拍卖阿尔丰西娜的遗物的场面。根据死者的遗嘱,拍卖所得的钱款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余额全部赠给她的一位生活在诺曼底乡间的外甥女,但是这位接受遗产的外甥女必须遵守死者规定的条件:她永远也不能来巴黎。这个谜一般的遗嘱显然是发人深思的,其中似乎包含着无限的幽怨和深意。然而,对此感触最沉重,思索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别人,而是小仲马。

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小仲马写过什么悼念性的文字,也没有听说这位多情的作家是否常常到蒙马特墓地去凭吊死者,然而,她的死深深地触动了小仲马,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小姐的去世虽然并不出人意外,但毕竟来得太快了。我们从小仲马同她分手之后的种种表现可以判断,至少,小仲马仍在时时眷恋着她,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而如今,当他结束了北非之旅,在返回巴黎之前却得悉她的死讯,心头的震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他看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遗物被拍卖一空的场面之后独自一人在玛德莱娜大街上漫步的时候,心里便已经开始在酝酿《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情节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小仲马去世之后也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更可能是他本人生前有意识的安排。自然,这是后话了。

一八四七年六月,也就是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四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唤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也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他闭门写作,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写出了小说《茶花女》,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一气呵成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小说《茶花女》完成后没有立即发表,直到一八四八年,即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一周年后不久,才在巴黎出版,并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李斯特也曾经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情人之一,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李斯特就是因为她而完成创作《死之舞》的,而且因为她喜爱茶花,所以“茶花”也是李斯特对她的爱称。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人物经历

阿尔丰西娜·普莱西(1824.1.19—1847.2.3)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三个年头,但人们可以说她既尝遍了生活的辛酸凄苦,也享尽了人间的奢华逸乐。然而她却始终是一位不幸的姑娘,在她短短的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她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幸福。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出身微贱,这位诺曼底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克勤克俭的农妇;父亲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农村巫师。也许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她的父亲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在家里终日打骂妻子。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被迫离家出走,去给一个有钱人家做帮工,后来又跟着这家主人离开了法国,到瑞士去谋生。而这时,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尚不满十岁,但是她的父亲已经让她到农庄里去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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